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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稳定就业在中国也有着类似的演变路径。建国初期，城市中有国企、农村有集体组织，基本不存在大规模的不稳定就业。但随着改革开放，90年代开始出现大批城市工人下岗、农村集体经济解体，农民工大量进城，形成今天的非正规就业大军。一些学者，如黄宗智，提出“非正规就业”这一概念，认为相比“不稳定就业”这个说法，它更准确地指出了制度保障的缺位。根据他的研究，在改开以后，中国的非正规就业人口接近80%。比如五险一金的覆盖率就非常低，绝大多数劳动者没有正式合同、没有社保、也没有法律保障。

　　我想补充的是，“上班”之所以被认为是稳定的，是因为它与劳动的商品化及合约的长期化密切相关。当你能将劳动时间持续地出售出去，比如福特式生产线上的工人，劳动就变成了一种长期商品。这种商品化构建了一种稳定的劳动关系。但关键在于，“上班”也只是商品化的一种形式，它的核心在于“合约能力”——即我们是否能通过合约，把劳动时间转化为一份权责清晰的交换。这一点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进程中，显得尤为复杂。当时的市场化是粗放的，不少劳动关系甚至没有合约，只存在模糊的雇佣结构。

　　孙哲：《白领》和《乡下人的悲歌》这两本书很能代表两种意象：一种是“虚假的中产”，另一种是“真实的贫困”。前者描绘的是一种虚伪的幸福状态——白领阶层虽然拥有看似体面的职业和收入，但其实他们早已丧失了劳动过程中的掌控感，只能用疯狂消费来弥补意义的缺失。这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精神麻醉。而《乡下人的悲歌》呈现的是赤裸裸的贫困——穷到连一顿饭都要犹豫再三，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真挚的。万斯笔下的美国乡民，虽然物质匮乏，却保有一种乡村社会的温情，比如路过葬礼时大家会主动停下车、脱帽致意。这是一种“真诚的贫穷”。

　　与此同时，正如我前面提到，数字化反而加速了零工劳动的正规化。以闪送为例，平台对劳动边界设定清晰，送什么、不送什么、送达方式、拍照上传，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化的合同支持。这种短期劳动的合约能力，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今天即使是10分钟的服务，也能被快速绑定为一个“正式合同”。虽然这些合同存在不平等、缺乏协商空间的问题，这需要法律和制度的跟进。但“零工”的趋势不会因制造业的回流而逆转，反而会随着服务业和平台经济的发展愈加普遍。

　　朋友给我分享过一个蛮有意思的例子，来自台湾的女同剧《第一次遇见花香的那刻2》（以下简称《花香2》）。女主角一开始是个打零工、搞乐队的Gen Z青年——典型的反叛形象，对制度化生活有本能的抗拒。但她后来爱上了一位成熟、有稳定工作的女性，为了靠近这段关系，她选择进入职场。“上班”在剧中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设定，既是对“深情”的投入，也是“被制度化”的代价。这个设定几乎是在说：要进入一段严肃关系，首先得有一份被社会承认的工作。

　　我们应该把这些问题放在“流动性”中思考：一个今天看起来“不靠谱”的职业，三年后可能就成了主流。就像电竞曾经被称为“电子”，现在却是“为国争光”。同样的例子还有网约车，它已经不再是“非正式工作”，成了一个需要政策回应的平台型行业。而那些看上去稳定的工作，也未必永远稳定。你不需要靠一部剧来理解这一点。教育、地产、金融……一个行业再“体面”，也可能几年后风云突变。而人的情感却是真实的，如果因为职业标签而失去一段真实的关系，那才是真正的“削足适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