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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若飞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县（现安顺市西秀区），很早就加入中国，1928年赴莫斯科出席六大，是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抗日战争开始后，王若飞前往中央所在地延安，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抗战的新形势，参与了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为推动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铭记着他“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铮铮誓言。为纪念他，安顺以“若飞”这个名字命名了诸多道路、公园和广场。

　　贵州省检察院组织开展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文物保护、“益路黔行·致敬先烈”等行动，联合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推进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指导全省检察机关办理保护红色资源案件。贵州省检察院办理的刀靶水红色资源保护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贵州省各级检察机关加强与党史、文旅等单位沟通，通过调取清单、实地走访等形式摸清红色资源底数，对发现的问题，立案办理了一批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案。同时，加强协同互动，如，贵州省检察院与贵州省文旅厅从省级层面达成工作共识。遵义市检察机关与文化旅游、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建立协作机制，昆明军事检察院、铜仁市检察院通过军地协同推动修复多处濒危红色遗址。

　　检察机关在办理这类案件时，我认为第一步就是通过深入研究相关历史资料，明确保护对象的历史价值和法律地位。第二，强化调查取证工作。像我参与办理的一些英烈纪念设施保护案件，有的是英烈纪念设施遭到人为破坏，有的是英烈墓碑、标识自然损毁，无人管理。检察机关一定要深入实地，全面收集证据。检察官们不仅要拍摄现场照片、记录设施受损情况，还要走访周边群众，了解破坏行为发生的时间、背景等信息。只有掌握充分的证据，才能准确认定违法行为，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

　　黄林：确实，网络环境给英烈名誉权、荣誉权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我认为检察机关在认定英烈名誉荣誉受损标准时，要依据英雄烈士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和精神来判断。对于那些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言论，应当认定为侵害英烈名誉荣誉的行为。在网络空间里，有人为了博眼球、蹭热度，故意发布诋毁英烈的虚假信息，这些行为严重伤害了公众的感情，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要结合言论的具体内容、传播范围、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黄林：我希望检察机关能够贯彻好英雄烈士保护法，持续加大对英烈保护工作的力量投入，不断提升检察人员的专业素养，以便更好地应对各类复杂案件。另外，建立的长效保护机制要落实落地，不断完善，不能让机制成为“空中楼阁”。要进一步深化与社会各界的合作，比如加强与公益组织、志愿者的联动，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英烈保护中的作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守护历史正义的良好局面。同时，检察机关要加大对英雄烈士保护法的宣传力度。

　　程萍：临沂是沂蒙精神的主要发源地，沂蒙精神是我们沂蒙儿女的精神底色。据我了解，近年来，临沂市检察机关立足本地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大力传承弘扬沂蒙精神，特别是2024年以来，部署开展“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检察公益诉讼护航红色资源专项行动，在英烈故居、英烈纪念设施、革命遗址遗迹保护等方面深化监督，共办理各类红色资源保护案件38件，依托府检联动工作机制，围绕红色资源保护主题与文旅等部门召开座谈会22次，形成协作机制4份。

　　程萍：一是强化法律实施与监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升级，网络已经成为侵犯英烈人格利益的主要场景，侵权信息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取证的难度也非常大。如何对受损的权益进行修复和弥补都值得探讨，建议进一步加大政法各单位之间、政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协作配合力度，统一执法司法尺度，切实解决实践中的一些具体的法律适用标准和程序问题，更好地捍卫英烈荣光。同时，必须继续加大对侵害英烈权益行为的追责力度，对侵犯英烈权益的行为坚持刑事打击和民事追责双管齐下，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形成强律震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