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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远指出，如果后续伤情鉴定显示老人因虐待构成轻伤及以上（如长期捆绑导致肢体功能障碍、拖拽造成骨折等），李某某的行为可能构成我国《刑法》规定的“虐待被看护人罪”。该罪针对“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的行为，量刑标准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虐待行为情节特别恶劣（如多次捆绑限制人身自由、故意捂面可能引发窒息风险），即使未达轻伤，也可能因“情节恶劣”被追究该罪责任。此外，法院还可能根据其犯罪情节，宣告禁止从事看护类工作一定期限，通常为三年及以上。

　　第三，平台的责任承担方式。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用人单位责任）、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安全保障义务），结合司法实践，平台需承担的责任分为两种情形。首先，如果平台与保姆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如保姆受平台管理、由平台发放工资），则平台需对保姆的“职务行为”（虐待发生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承担“用人单位责任”，即先行向王女士赔偿，再向李某某追偿。其次，如果平台仅为“居间人”，则需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补充责任”——即王女士可先向李某某主张赔偿，若李某某无力赔偿，再要求平台在其过错范围内（如审核失职、监管缺失）承担赔偿责任，具体比例需结合平台过错大小（如中介费金额、审核严格程度）由法院判定。